首页 >> 最新文章

农民增收路在何方江智民

时间:2019/10/16 16:50:51 编辑:

农民增收咋就这么难

有资料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纯收入增长率基本上保持在4%左右,远远低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和各级政府为此开出多种“药方”,但见效甚微,农民增收滞缓这一“顽症”仍然不见好转。那么,造成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的原因是什么呢?

非农偏好:政府长期选择和推行“以农补工”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受当时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制约,我国在借鉴苏联工业化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了工业优先特别是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主要实施机制可以概括为一个制度“三套马车”:在经济体制上实行了以排斥商品交换关系为特征的产品经济体制;在农产品流通体制上实行了以国家垄断为特征的统购统销制度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在户籍管理制度上实行了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从而保证了大量农业剩余被强制性转移出来,高效率地向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部门转移。据统计,1952年~1998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以农补工”大约1.3万亿元。其结果必然会造成农业的停滞和萎缩,破坏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弱质产业:农业受自然和市场的双重约束

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约束,是比较利益低的弱质产业。从生产角度看,农业生产是依靠动植物的生理机能并在自然环境协同作用下进行的,物质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交织在一起,自然界的各种灾害,如暴风雨、冰雹、干旱、洪涝、霜冻、病虫害等,都会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害,轻则减产减收,重则劳而无获。从市场角度看,大宗农产品供给弹性较大,而需求弹性却极小,当农产品增产的时候,由于收入弹性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对增加农产品的需求的刺激作用不大,往往会出现“谷贱伤农”的情形;而当农产品减产的时候,受政府调控的影响,价格又上不去,市场供求规律对价格影响较小。

产业空洞:农业产业链条不完整

人们的收入主要应通过从事某一产业的劳动生产而获得,其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他的劳动质量和劳动效果,而且还取决于他们从事的产业的完整性、发育程度和发展水平,以及内外部经济环境条件。通观农产品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全过程,农产品生产作为整个产业的平均利润并不低。但随着社会的发育和经济运行,农业内部再生产紧密联系的各个环节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农业中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循环被截断,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产业资本通过农产品加工获得利润,商业资本在农产品流通中获得利润,而农业常常难以获得平均利润率,这种“第一车间千家万户,后续车间部门垄断”产业格局,致使后续车间极为丰厚的利润不可能向“第一车间”返还,结果大量农业利润“体外循环”,农业的比较效益愈益低下。

二元结构:制度安排重“城”轻“乡”

我国在推行计划经济、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乡相互封闭自我循环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在城乡之间筑起了一道坚厚的壁垒,使城乡居民享有不同的权益。比如民兵训练、计划生育、优抚对象、基础设施、义务教育等,都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属典型的公共产品范畴,理应由国家负担。但长期以来,在国家重城市轻乡村的政策背景下,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在城乡间却相差悬殊。城市公共产品供给一直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内部公共产品的短缺却是农民自己解决,由各种“费”来弥补的。这种城市公益事业由国家办、农村公益事业由农民办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保护了市民对城市既得权益的垄断,剥夺了农民分享现代工业和国家福利待遇的权利,由此固化和加强了二元经济结构,加重了农民负担,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另一方面,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很难实现充分就业,劳动力与资源的结合程度低,从而造成农村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业经济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持续低迷。

人多地少:基本国情制约了农业规模经济效益的提高

由于历史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土地所承载的农业人口压力过大。我国农民人均耕地1.3亩,每一个农户经营的耕地约为8.9亩。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在这些省份,土地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满足了,更遑论生产资料功能。在我国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里,却承载着9亿农民,其中剩余劳动力约有1.6亿左右。这样“僧多粥少”的资源禀赋条件,导致农户小规模的经营方式长期凝固化,生产规模上不去,生产成本降不下来,影响着农业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和农民增收目的的实现。

素质偏低:农民跟不上市场变化的脉搏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村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劳动力的比重高达80%,文盲和半文盲的比重为1.6%。农村里凡是有点文化、有点专长、有点劳动技能的人纷纷流向非农产业;尚在从事农业的,多是一些“老弱妇幼”部队。偏低的劳动者素质与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方面,农民素质偏低,缺乏对信息进行收集、分析、过滤、判断、选择的能力,往往是“跟着感觉走”,其“风险概率”较高。在生产经营上常常彼此模仿,造成一哄而上、大起大落,形成典型的“扩散型蛛网”,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农业不时发生“增产不增收”、“多了砍,少了赶”等低效率配置资源的现象;另一方面,农民文化素质偏低下,对农业科技的接收能力不高,很难看懂农业科技书籍,导致农民对新技术、新成果、新信息反应迟钝,缺乏接纳、消化、吸收能力。

组织缺位:农民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农村实行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渐地显露出来。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农户势单力薄,市场渗透力弱,竞争力差,在交易谈判过程中处在弱者的地位。农民在与专业商人及工业厂家发生交易关系时,总是处于价格接受者的被动地位。作为买者,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卖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高的工业品购买价格;作为卖者,又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买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低的农产品出售价格。这样导致农民生产交易成本提高,获取利益的空间缩小。

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好“加减法”

加法一:使农民产生“1+1>2”的效果

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农业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优化配置,必然要求进行农业组织与制度的创新。而目前组织和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充分借鉴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教训,鼓励和支持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形成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发挥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产业组织体系向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把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形成自我组织、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格局。

加法二:给农业以“输血”式的支持和保护

鉴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其所具有的弱质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无一不是通过“输血”式的农业政策,给农业生产以各种补贴和优惠贷款,对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善给予大量的投入、以弥补农业资本积累的不足,提高农业生产率。有鉴于此,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保护和支持本国农业的做法,适时调整我国支持和保护农业的有关政策,确保建立一套既符合WTO规则,又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具体是:实现“以农补工”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放弃现行的保护价收购制度、采取以“绿箱政策”为主的支持与保护,加大信贷资金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健全重要农产品的储备调节制度和风险基金制度以及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制度等。

减法一: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当前,农村原有的税费制度严重地滞后于农村经济形势的发展。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直接影响到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农业农村形势进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决定开展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近几年的试点,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了税费的征管,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进一步改善了农村党群干群关系,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农村税费改革仍是初步的,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因此,必须按照“巩固、规范、完善、配套”的要求,系统全面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包括实施乡镇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节减开支、完善监督机制等配套措施。在适当的时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并为最终取消农业税创造条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减法二:减少农民数量

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得大多数农民只能“土里刨食”,不能从其他产业获得收益,这是造成我国农民收入不能持续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增加农民收入的前提是必须千方百计地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开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这个“结”。具体思路:一是促进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往城镇转移;二是立足于国内劳务优势,广开劳务输出的领域,把发展官方组织的劳务输出同发展民间组织的劳务输出结合起来,在遵守我国及劳务输入国法律的前提下,多形式、多途径、多层次地实现劳务输出,以减轻国内的就业压力,为我国农村劳动力寻找更广阔的就业途径;三是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包括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建立一整套调控和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权益的法规与制度体系,加大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等。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个公平、有序、合理的环境。

中国农业网编辑

北京包包回收

钢结构检测

碳钢管件

相关资讯